黨職併公職 公僕變黨奴 [何承恩]

◎ 何承恩

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，「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」發函給了考試院一紙文書，檢奉的「黨職併公職」年資互相採計要點，自此國民黨工年資從相當於常任文官最初級的委任一職等，到最頂級的簡任十四職等，均涵蓋在內。換句話說，在公務人員領取退休金時，可以將在國民黨工作的年資計入，等同中華民國政府替國民黨付退休金。這也使得許多不能領月退俸的國民黨人士變成可以領，此惡例一開，即成為國庫的沉重負擔。

簡單地說，公務員的敵人是公務員自己，不是勞工，是過去的黨國公職體系，唯有正視歷史，將公務員分為基層公務員與高級公務員兩個階級，再去改革不當、不公、不義，公務員們方能從枷鎖中解放，重拾尊嚴、浴火重生。過去幾十年的黨職併公職，考試院中，關中即溢領六六四八萬，台中市長胡志強則溢領五一六一萬，全民幫國民黨買單，還有多少這樣子的人，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全體人民的血汗上？

這群不是公務員的公務員們，是該首先被清算的反動份子，國家養你們幾十年，但你們當初的服務對象是國民黨，不是國家，我相信按照國民黨一年獲利二十七億的龐大黨產，要養你們綽綽有餘，為何還有臉來吸食國家、勞工、納稅人的血汗錢？現在公務員朋友最重要的，就是清算那些黨職併公職，甚至是甲考出身的一群高級權貴，因為他們都是黨國體制下的不當獲利者；尊嚴二字不是給他們使用的，而是給那些千千萬萬、辛辛苦苦考試的「普通人們」，不是嗎？

（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）

本文同時刊登於自由電子報：
http://www.libertytimes.com.tw/2012/new/nov/2/today-o2.htm

權貴的尊嚴 軍公教屈辱 [何承恩]

近來軍公教的年終慰問金引發不少爭議，考試院長關中在院會時提到，若干立委質疑年終慰問金預算，引發社會一股羞辱退休軍公教人員的氛圍，連帶讓現職軍公教人員尊嚴受到踐踏。

當年靠甲考才能晉升「高級公務員」的人，跟人談尊嚴？有尊嚴還會用甲考嗎？這種當年考過關就可以直升十職等，美其名是高等文官考試，骨子裡就是為權貴開後門。前陣子關中還提出要讓高考一級取得十職等的任用資格，實際上根本就是甲考復辟，關中的如意算盤敲得很響，可謂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」，不正是要藉高考一級來恢復停辦的甲考？這種荒唐至極的考試早在多年前就被廢除掉，如今這些憑恃「甲考」高升的反動官僚重新掌權，竟然還可以大言不慚，大談公務員的信賴和尊重，認為公平正義的改革，即使社會充滿一股羞辱退休軍公教人員的氛圍，連帶讓現職軍公教人員尊嚴受到踐踏。事實上，最讓人看不起的就是你們自己；將全國公正的公務員考選制度弄得臭名昭彰，不即是你們這些國民黨權貴造的孽嗎？自己造孽，焉敢在這裡大放厥詞！

一八○億的年終，的確是塊大餅，但是在勞保、農保面臨破產的同時，退休沒工作卻有年終，坐擁如此不合理的待遇，確實有改善之必要。誠如某位蕭姓公務員所言，部分公務員的確是吃不飽但是也餓不死，相對地，我們應該要檢討的是關中、馬英九、蕭萬長等等這群靠甲考出來的高級公務員，那幾群國民黨權貴才是罪魁禍首、始作俑者，軍公教不過是被拖下水的一個擋箭牌，軍公教何其無辜？

（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）

本文同步刊於自由電子報：
http://www.libertytimes.com.tw/2012/new/oct/27/today-o2.htm

昭和十三年六月九日 汐止神社第一鳥居奉納祭

昭和十三年六月九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寫到：汐止神社第一鳥居為台北榮町的山本次郎氏所奉獻，五月三日所竣工，並在六月七日舉行鳥居奉納祭。

大正七年二月十七日 艋舺豐川閣稻荷祭

在大正七年二月十七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寫到：大正七年二月十六日曾舉辦艋舺豐川閣稻荷祭。（應該是西門町的稻荷社，現今成都路的NET服飾。）



圖為艋舺豐年閣稻荷神社，可以發現神明鳥居與春日型石燈籠。

大正四年十一月四日 宜蘭神社鳥居奉獻

大正四年十一月四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寫到，宜蘭廳警察職員一同宜蘭神社鳥居奉獻。

台灣型石燈籠的再審視 [何承恩]

所謂的台灣型石燈籠，乃是由繪有石燈籠圖解的陳志鵬所指出： 橋仔頭糖廠的石燈籠初判是「春日型的石燈籠」，典故來自日本春日大社的石燈籠形式，但岡本光博認為這是台灣特有的形式，竿的部位為正四邊柱，和日本的春日型的圓柱不同，所以應列為「台灣型」。（日本「春日型石燈籠」的「竿」為圓柱，其典故來自日本春日大社的石燈籠形式。）

但是，從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中提到（如上圖）：台灣神社石燈籠的型式，則是參考京都平安神宮中門旁的石燈籠而來，並採用了日本山口縣德山產的花崗岩來製作；此種花崗岩，又被稱作「御影石」，是種品質良好且精美之石材。因此我們可以得知，該形式的石燈籠是源自於京都的平安神宮。

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到，這就是立於平安神宮中門側邊的石燈籠，是否看起來相當熟悉呢？其實，這些石燈籠會被稱作「台灣型」並非全無道理，因為台灣目前所存的石燈籠殘跡，幾乎大部分都是這種款式。但要注意到的是：第一，該原型並不是源於日本春日大社，而是平安神宮。第二，不能因為我們曾擁有大量該款式石燈籠，遂將名稱鳩佔鵲巢、喧賓奪主，相對地，反倒應考察該石灯的原本名稱來命名才是。

（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）

台灣社會的體制與包袱 [何承恩]

權貴與難民

現在的社會本身存在著一個不公平的「問題」。那就是外來政權自1945年後所帶來的「體制」，隨著這個體制的遷入，台灣也誕生了一群新的統治階級—「權貴外省人」，注意一下，這不是指所有的外省族群，而是在黨國體制下所受惠的統治階級。

有人說這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，不應該提出這個議題來分化族群。但是我必須在此提出一點，那就是「利益是會代代相傳的」。就以台北市而言，自從戰後初期在臺日人遣返後，外省即憑藉著中華民國體制填補了這個統治空缺，除了優越感上的表現外，在米糖物資、不動產等資源上的搜括，可謂空前絕後，國民黨來臺不久，台灣就鬧起米荒。最先始於台北市，然後逐漸波及北部各地，之後就是中、南部，一眨眼之間全島各地都鬧起米荒。到了11月底，第二期稻作收成後，不但形勢沒有好轉，反而更趨嚴重。1937年以前，台灣的大米每斤為0.11元，抗戰期間為0.16元（配給價格），但國民黨接管台灣後，由於實行掠奪性的「田賦徵實」政策及將大批大米運往大陸，致使糧價急劇上漲，到1947年1月，大米1斤漲至13.4元，到2月20日竟漲至40元，國民黨接收台灣僅1年4個月，糧食價格上漲250倍，因無米可炊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。

《民報》在社論上如此評論著： 「 台灣已經陷於不能完全委任警察維持『法律和秩序』的狀態了。『光復』後才不久，人民就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措施。」 可見當時的治安有多紊亂。 而接收日本企業的國府官員經營的方式更簡單，首先推銷庫存成品，等成品售完再出售原料，待原料售完就把生產器具、機械設備拆開，當作廢鐵出售，最後再把工廠關閉。就這樣，連日本遺留下來的嘉義熱帶化學公司，號稱東洋第一的酒精工廠都倒閉了。

殖民體制下的不公不義

這些都只是二二八時期的個例，但諷刺的是，這種案例在當時層不出窮。回歸正題，為什麼我要說「利益是會代代相傳的」？誠如大家所知道的，在國民黨獨裁統下的不公不義，我提出下列三點：第一、國民黨工職併公職，退休年資讓國庫買單；第二、高普考限制台灣籍錄取率；第三、軍人轉公職特考、甲考黑官漂白。 在1958至1981年間的退伍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，其錄取人數之多與錄取率之高，使得透過這個管道取得公務員資格，當年參加高普考的外省人，實際上是享有各省省籍名額保障優待的。縱使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於1996年《公務人員考試法》中修法後徹底廢除，但是外省人獲得的優惠仍會讓許多下一代繼承（以統計論，子女的成就與父母的社經地位成正相關）。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在商界容易先獲得政府有利消息，這種在體制下的不公不義，實乃本省族群之「先天性殘障」。其代代相傳之「不良基因」，除非打破中華民國的體制，否則本省族群注定要被剝削一輩子。

然而，甲考最大的弊端，是因人設科（先有某人做黑官的事實，才設這個科，用現代話語，便是量身打造。），由於有面試及論文審查，根本是近親繁殖。這些人要做公務人員，不必像別人需從六職等、七職等一步步做起，等於是減少奮鬥二十年。當然是惹人嫌。例如馬英九三十三歲回台灣，但他沒有律師資格，亦沒有公務人員資格，照理說沒有資格去做總統祕書或總統府的局長之職。但他就靠甲考取得高階公務人員資格。

前陣子18%炒得沸沸揚揚，不過軍公教的退休有兩種：一次請領幾百萬元退休金的人享有十八趴的高利，至於選擇拿月退俸者的獲利則是粗水長流，金額更加嚇人，國庫每年為此支出高達兩千多億。依照現行的「七五制」（年資加退休年齡等於七十五），軍公教50歲就可以退休了，人不工作，但是薪水跟在職時一樣多，活多久，領多久，死了還有半數給配偶。

所謂的殖民地體制，不就是透過剝削殖民地人民以促進「母國」之發展嗎？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下，每年必須支付軍公教人員高額薪水（每年至少1000億元）與供養軍公教退休人員的高額退休金（每年至少500億元），最近的油電雙漲鬧得沸沸揚揚，背後即隱藏了殖民地體制的問題。

俗話說：「有土斯有財。」我想補充一句—「有財私有權」。透過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人士，這其中不知道轉賣了多少土地，我認為這便也形成了一個「統治階級」，因為他們掌握了「經濟命脈」，這就跟現在中國對付新疆、西藏的手法很像。

這些透過殖民體制下的「既得利益者」，不但形成了一個「統治階級」—「權貴外省人」，也連帶著把其他的「外省人」拉進來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，也就是說，批評權貴即是挑撥族群，批評國民黨正是對外省人的敵視，相信這種觀念已普及於現今社會。在上列前述下，馬英九先生說要改革，最先該廢除就是他過去在殖民體制中所搜刮來的一切利益。

（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史所碩士生）